作为一名“洋女婿”和蜚声国际的大提琴家，扬·沃格勒对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。不久前，扬·沃格勒演绎了中国好友、作曲家周龙与美国、德国作曲家共同创作的作品《三大洲》，他说：“中国当代作曲家可以把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融入到当下的作品中，用西方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中国文化。我非常珍惜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，未来希望能将更多中国乃至亚洲的艺术家邀请到德累斯顿音乐节。”作为一部充满杂糅化意旨的类型片，电影摒弃了单向度的“拿来主义”，在“精神游牧”的未来主义关怀中，探讨人存在于世的根本性哲学问题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电影的哲思意义被无限放大。《宇宙探索》的主编唐志军作为“疯癫化”叙事的主要行动元，既充当了平民史诗超验化的英雄故事主角，又在啼笑皆非的荒诞化行为里，诠释了在宇宙多重褶皱处精神给予人的无限震荡。比起大多数人所定义的“旅行式科幻书写”，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当成是库斯图里卡式的流浪行吟者之歌，或者是堂吉诃德、卡尔维诺化的诗性栖息之作。当然，那些在存在主义哲学话语看来极为重要的逻辑，似乎在电影中都融化于晓晓、孙一通等人“无中生有”（ex nihilo）的具体事件中，恰如巴迪欧“事件哲学”中的主体性拷问。不过，无论是如何获得与外星人对话的信号，还是我们能否坚信唐志军对未来的嗔痴之状，实际上，结果并不重要。毕竟，哲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某种追问的过程，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德勒兹等人无一例外地告诉人们，在必然性的偶然中每个人都可能打开了哲学的大门。如此，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似乎是导演孔大山的科幻哲学命题作文，也是我们不必刻意对号入座的宇宙玩笑。